五中全會公報提出社會治理精細化

　　專家認為社會治理核心是公民依法參與公共事務

　　精細化就是把社會治理做細、做小，緊緊圍繞著人，就是圍繞人的生活、人的生活質量做文章

　　對話動機

　　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，我國社會治理體制改革在多個領域推進，新型社會運行機制正在逐步建立，社會治理不斷走向規(guī)范化、法治化。

　　10月29日，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會議公報，提出“加強和創(chuàng)新社會治理，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，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”。五中全會公報關于社會治理的關鍵詞意味著什么？未來我國將如何推進社會治理？基于此，《法制日報》記者與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丁元竹進行了對話。

　　對話人

　　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

　　丁元竹

　　《法制日報》記者 　　　　　　　陳 磊

　　“精細化”是社會治理關鍵詞

　　記者：創(chuàng)新社會治理體制，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要求、新部署，也將此前的“社會管理”改為“社會治理”，由“管理”到“治理”，一字之差，含義和內容已大不相同。這種轉變和發(fā)展體現(xiàn)了怎樣意義？是否標志著我國正在由傳統(tǒng)的社會體制向適應時代發(fā)展要求的現(xiàn)代社會體制轉變？

　　丁元竹：十八屆三中全會將“社會管理”改為“社會治理”，一字之差體現(xiàn)了系統(tǒng)治理、依法治理、源頭治理、綜合施策。這是我國社會發(fā)展理念和社會治理理念的轉變，即由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政府單一治理向多元治理的轉變，發(fā)揮人民群眾在國家事務、社會發(fā)展事務中的作用，發(fā)揮人民群眾在解決自身問題過程中的作用。

　　這種轉變的意義可以總結為：一是體現(xiàn)了社會治理理念的轉變，二是體現(xiàn)了社會治理方式的轉變。

　　記者：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有關社會治理表述的基礎上，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提出：“加強和創(chuàng)新社會治理，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，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?！边@一表述中的關鍵詞是什么？

　　丁元竹：“精細化”。

　　正如中央領導指出的那樣，加強和創(chuàng)新社會治理，關鍵在體制創(chuàng)新，核心是人，只有人與人和諧相處，社會才會安定有序，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(xiāng)社區(qū)，社區(qū)服務和管理能力強了，社會治理的基礎就實了。

　　精細化就是把社會治理做細、做小，緊緊圍繞著人，就是圍繞人的生活、人的生活質量做文章?！白黾殹保褪巧鐣卫韽娜藗兊娜粘Ｉ钭銎?；“做小”，就是社會治理著眼于小問題，就是從小事情做起，比如養(yǎng)老，比如社區(qū)治安，比如社區(qū)環(huán)境。

　　對每一個人來說，第一個就是家庭，第二個是日常的社會關系和周邊的關系，這些問題處理好了，人的心情就很好，做事情也有勁兒。社會治理的精細化，就是從根本上把工作落到實處，落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。

　　精細化就是，要做每一個具體人的工作，要做基層的工作。

　　公共參與需在法律框架內進行

　　記者：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，要加快形成黨委領導、政府負責、社會協(xié)同、公眾參與、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，其中“法治保障”是新增加的內容，突出了依法進行社會管理的理念。十八屆三中全會將“社會管理”改為“社會治理”。我國一直進行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實踐探索，也在深化和發(fā)展社會治理的理論。

　　丁元竹：幾年來的社會治理體制改革實踐說明，中央越來越感到社會治理的核心在基層、關鍵在人。這正是社會治理理論發(fā)展的背景。不僅是社會治理的精細化，包括整個的城市社會治理、農村社會治理，都要精細化。

　　在社會治理實踐中，人們逐漸認識到，社會的制度結構或關系，不只是政府內部的結構和關系，還包括社會部門的結構和關系；政府對于公共事務的影響只是眾多因素中的一個因素，事情越復雜，政府的局限性越明顯。公眾關心的重要問題，包括環(huán)境問題、信息和通訊技術發(fā)展問題，非常復雜，以至于不能僅僅依賴政府單獨決策。這樣，一個良性的社會運行方式，還必須包括社會的廣泛參與，即以社會治理替代社會管理，才能充分調動社會積極性，既節(jié)省成本有效率，又能提高效能促進社會和諧。

　　記者：對于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提出的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方向，從政府到個人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？

　　丁元竹：必須明晰政府與社會、個人的關系，政府與社會、個人各自的責任。

　　政府要做的努力就是更好地履行職責，把法定的政府職責做到位，要完善法律法規(guī)和通過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眾各方面權益，讓全體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，使各種社會活動、居民的公共參與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內進行。

　　社會的責任是什么呢？就是要鼓勵人民群眾參與公共事務，參與社會事務，更多地通過自身努力解決自身的事務，利用基層自治法律法規(guī)，比如說村民委員會組織法、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，在法律框架里面通過社區(qū)自治和村民自治的方式把一些基層的矛盾、基層的問題，通過協(xié)商的方式自己去解決。

　　建立和完善社會治理體制機制，就要求改革和完善居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決策機制。作為個人來說，如果不太關注政府事務，甚至對社會上的種種弊端熟視無睹，僅僅認為那是官員和政府的事情，人們就不會對公共事務有興趣，就會局限于一家一戶的個體利益，對公共生活和公共福祉也會麻木不仁。

　　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還是法治

　　記者：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，要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，依法加強和規(guī)范公共服務，完善教育、就業(yè)、收入分配、社會保障、醫(yī)療衛(wèi)生、食品安全、扶貧、慈善、社會救助和婦女兒童、老年人等方面的法律法規(guī)。加強社會組織立法，規(guī)范和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健康發(fā)展?？梢哉f，這為社會治理改革的推進提供了法治化新路徑。但總體上看，社會治理領域的立法與社會治理的實際需要仍有一定距離，比如社會組織法、慈善法等尚未出臺。五中全會公報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這是否意味著與社會治理相關的法律亟需出臺或修訂？

　　丁元竹：社會治理領域的立法有一些正在修訂，比如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、民辦非企業(yè)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、基金會管理條例等；有的法律法規(guī)已經(jīng)進入立法程序，比如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、慈善法。

　　記者：這些法律法規(guī)的制訂或者修改，意味著新型社會運行機制正在逐步建立，社會治理不斷走向規(guī)范化、法治化。

　　丁元竹：社會治理將在法治軌道上更好地解決問題。比如社會組織，隨著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修訂或者社會組織法的制定，就會更好地規(guī)范社會組織，使它在法治的軌道內運行。

　　記者：有觀點認為，社會治理歸根到底核心問題還是法治。您怎么看待這種表述？

　　丁元竹：社會治理核心就是法治，社會是人組成的，國家治理的核心也是法治。因此，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還是法治，但我認為這一句話概括不了社會治理的特點。

　　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，要對具體社區(qū)的居民或村民，充分通過宣傳法律法規(guī)，通過道德規(guī)范，使他們在法治的軌道內解決自己的問題，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事務。同時，通過社會治理改革的創(chuàng)新激發(fā)人們參與社會事務創(chuàng)造性、積極性，激發(fā)社會活力。

　　也就是說，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具體的人，首先是在一定社會規(guī)范內行動，要有秩序。但是，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發(fā)展的動力，因此，要創(chuàng)造機會讓每一個人參與社會事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