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日，中共中央致書南京政府，指出：西安事變是“蔣氏對外退讓，對內用兵，對人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的結果”，盼南京政府接受張、楊主張，停止正在發(fā)動之內戰(zhàn)。當日，中共中央代表團周恩來、葉劍英、秦邦憲由瓦窯堡出發(fā)，輾轉兩天，抵達西安。當晚，周、張、楊舉行會談，張、楊對周所談中共對事變的分析和和平解決的方針表示同意。三人又于12月20日在楊官邸最后商量談判條件，硧定為以下四項，即：(一)蔣介石之“安內攘外政策”必須改變，至少以談話方式向全國公開表明；(二)改組國民黨政府為抗日聯合政府，且應有行動表現；(三)東北軍、十七路軍的駐地和政治地位不變；(四)紅軍問題，由以后組成的抗日聯合政府解決(據王菊人《西安事變前后的幾件事》。王時任十七路軍總指揮部機要秘書。王文原載《十七路軍軍史資料(二)》)。另外，關于放蔣的問題，楊的主張是有條件、有保證地放蔣。長此拘蔣，這個人質也會失去作用。蔣若回去，至少汪、何等親日派可以拿不到實權，還可以造成南京政府的內部矛盾。因此，在兩害相權取其輕之后，三方都認為放蔣之害還是較輕的。
(二)
事變發(fā)動之前，12月10日晚，張、楊對起事之后的國內政治、軍事形勢曾進行過一次估計和軍事部署安排：(1)預計蔣一旦被扣，南京政府必然要采取軍事行動，但我們有蔣介石在手中作為抵押品，他們也必然不敢認真地向我們進攻。這對于我們集結兵力進行有效防御是有利的。(2)蔣的部隊正陸續(xù)向西開進，在豫西一帶正在行進的兵力不到十萬人，而且分散在鄭州至潼關外一線，暫無立即集結到對我方作戰(zhàn)的可能。(3)當務之急在于控制潼關這個隘口。但從陜北及陜甘邊界調集部隊到潼關，需要五天時間。(4)應商請中共派紅軍一部進入商洛地區(qū)，以確保潼關右側的安全。估計紅軍在十天左右即可以到達商洛一線。蔣軍在商洛目前尚無軍隊駐扎。紅軍行軍到商洛距離比蔣軍短，行動也比蔣軍迅速，而且紅軍對商洛的地形熟，也有群眾基礎。紅軍在商洛擔負的任務，主要在于策應潼關方面的防御。(5)張、楊同時還對駐守在西蘭路甘肅境內的胡宗南部、關麟征部，駐守在咸陽的蔣軍第十三師，以及駐漢中的王耀武旅的監(jiān)視、布防和包圍繳械等事項，也一一進行了周密部署(資料來源：王菊人《記西安事變前后的幾件事》)。
但是，事變一起，形勢大變。尤其是12月25日放蔣之后，張學良反而成為蔣介石手中的抵押。這時，蔣便開始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施以軍事威脅、政治分化、金錢收買、制造分裂等手段，從而使西安方面“三位一體”共度時艱的團結局面迅速惡化起來。
當時蔣軍的兵力部署和進攻方向是：集中40個團的兵力，分五路向西安進發(fā)。渭河南北各為一路，分別由顧祝同、陳誠指揮；商(州)洛(南)為一路，由衛(wèi)立煌指揮；甘肅、寧夏各為一路，分別由蔣鼎文、朱紹良指揮。兵力之強、部署之嚴，足見中央軍發(fā)起攻擊的氣焰之盛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，大有將東北軍、十七路軍一舉吞沒之勢。
這樣兇猛凌厲的軍事威脅，怎么能使西安軍民不感到萬分激憤呢？軍界民情的鼎沸，釀成了全體軍民積極應戰(zhàn)的一致呼聲。值此之際，中共代表團從民族大局出發(fā)，在這關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，也適時地作出了與東北軍、十七路軍一致應戰(zhàn)的正確決定，從而使毗鄰西安的商洛地區(qū)，被歷史定格為保障“西安事變”和平解決的東南方向重要防御屏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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