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稱為“影子內閣”和“第四權力”的美國思想庫，是美國內外決策的“外腦”，也是影響和塑造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機構。委身于這些智庫的“中國通”們，則以其淵博的專業(yè)知識、精辟的分析和地道的見解，在美國對華決策中發(fā)揮著獨特作用。他們或有朝一日通過“旋轉門”進入政府，親自參與決策，或提出新的戰(zhàn)略思維并“廣而告之”影響決策，或本身就發(fā)揮為政府發(fā)聲及開展二軌外交的作用。相關的討論會、重頭報告，甚至某位“大咖”的一篇文章，一段評論，都可能成為中國政府、智庫和媒體關注的對象。
智庫興盛是美國決策科學化、公開化和多元化的反映，與美國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和利益集團政治、政黨政治密不可分。美國智庫均以獨立性和客觀性自居，但真正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。智庫和研究人員的影響力，既要看其研究水平，也要看其與執(zhí)政黨的關系，更離不開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。近年來，隨著中國智庫國際視野的拓展和交往能力的增強，中美智庫和學者交流日益熱絡，中國對智庫的運作方式和政策影響力有了更客觀的了解。
冷戰(zhàn)結束后，一些著名智庫積極參與美國對華政策辯論，對促成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、出臺“中國軍力報告”、反對陳水扁“臺獨”活動、加強中美能源和環(huán)境領域合作等發(fā)揮積極作用。當前美國智庫正展開新一輪對華政策辯論，學術界也積極參與，各路英豪辯論的核心是美國是否應拋棄自尼克松總統(tǒng)以來的對華接觸政策。按照其立場和傾向，辯論方大致可分為三派。一是強硬派，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阿什利 泰利斯、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阿隆 弗里德伯格等。他們側重點雖不同，但均建議美國大幅強化對中國的制衡，減少接觸面。二是兼容派，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邁克 史文，建議中美可就亞太安全邊界開展大交易，以緩解日益激烈的戰(zhàn)略競爭和化解可能的沖突。三是現(xiàn)狀派，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柯慶生等，總體認可奧巴馬政府的“亞太再平衡”政策和對華政策，建議繼續(xù)以接觸和防范塑造中國的選擇。這些辯論具有風向標的功能，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華盛頓的政治氣氛，保持敏感度并相應調整對美政策的分寸和火候。
大學者，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，有大師之謂也，智庫也一樣。美國一些知名智庫的真正影響力是靠“臺柱子”式的重量級專家。在爭相搏眼球的智庫圈，創(chuàng)新是制勝法寶，新理論、新觀點和新建議層出不窮，而沉穩(wěn)老辣同樣能獲得業(yè)內的持久尊重。與那些標新立異的研究人員不同，李侃如、卜睿哲、貝德、蘭普頓、葛萊儀等老一代“中國通”，以扎實的學術研究或政策分析功底，相對冷靜和客觀的態(tài)度，持續(xù)影響著美國對華政策，塑造著政策辯論的方向。他們或為中美關系惡化深感憂慮，或建議中美拓展合作新領域，謹慎管控分歧，或呼吁政府保持政策連續(xù)性和穩(wěn)定性，體現(xiàn)出很高的宏觀把握問題、駕馭中美戰(zhàn)略關系的能力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數百年，新一代研究中國的專家也紛紛嶄露頭角。目前較為活躍的傅泰林(Fravel Taylor)、艾立信(Andrew Erickson)、郭達安(Michael Glosny)、斯科特 哈羅德(Scott Harold)等更關注具體問題，尤其是安全問題。這些新銳精力充肺，思維活躍，但因關注范圍較窄，研究領域較細，還不算嚴格意義上的中國通。麥艾文(Evan Medeiros)和埃利 拉特納(Ely Ratner)等人則已實現(xiàn)決策圈和智庫的“旋轉”，成為這些年輕學者中的翹楚。
隨著中國崛起和中美利益交融增多，中美關系的內涵和外延在擴大，研究中國和中美關系的隊伍也在壯大。網絡安全、氣候變化、人民幣匯率、傳染病防治等功能性領域的專家，利用其專業(yè)知識贏得話語權，影響力不容小覷。例如，戰(zhàn)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詹姆斯 劉易斯，因長期關注中美在網絡安全上的摩擦和分歧，其政策建議越來越受到重視。隨著中國海上力量的增強、海外利益的拓展和中美關系第三方因素的凸顯，越來越多的地區(qū)和戰(zhàn)略問題專家關注中國。中東、非洲和拉美，甚至北極問題專家，也不得不研究中美在相關地區(qū)的合作和競爭。“中國研究熱”還在美國的大學持續(xù)發(fā)酵。一些專注于理論探索和教學的大學教授“不甘寂寞”，展現(xiàn)學者的現(xiàn)實關懷。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在其新版《大國政治的悲劇》中，專辟一章論述中國崛起和中美即將到來的沖突。除傳統(tǒng)的東北部名校外，斯坦福大學、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等西部高校，也憑借其地處太平洋沿岸的優(yōu)勢和舒適的氣候，吸引著越來越多研究中國的學者?？梢灶A見，只要中美實力差距進一步縮小，中國在全球影響力進一步提升，美國對中國本身及其對外行為的研究還會繼續(xù)加強。
學術為政治服務，中外皆然。評估某個專家或智庫的影響力，主要看其對決策的影響力。但對那些教書育人的學者來說，其影響力雖不直接，但可能更為深遠。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，“中國通”的影響力會呈現(xiàn)幾個變化。首先，隨著更多功能性議題和地區(qū)性問題專家“介入”中美關系研究，傳統(tǒng)的“中國通”地位和影響力不可避免地下降。年輕一代研究人員專注中國的某一問題，實際上是適應了中美關系研究不斷深入的大趨勢。當然，如能處理好博與專的關系，會有利于年輕學者的成長。其次，隨著中美戰(zhàn)略競爭加劇，中美關系進入多事之秋，“中國通”們的看法將會越來越受到美國政治環(huán)境的約束。國家利益、意識形態(tài)、政治和輿論環(huán)境長期塑造著這些人的中國觀。美國政治生態(tài)和中美關系的變化，不僅會影響其情感，還可能左右其命運。上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肆虐之際，謝偉思(John S.Service)和包瑞德(David Dean Barrett)等所謂“親共”專家受到迫害，成為美國對華冷戰(zhàn)政策和中美敵對的犧牲品。中美冷戰(zhàn)歷史一去不復返，美國自由、民主、多元的價值體系根深蒂固，但在美國對華政策趨于強硬的背景下，專家學者出于政治正確比著對中國強硬的傾向可能出現(xiàn)。第三，中國對“中國通”的影響在增強，雙方互動更加重要。中國本身的變化，如改革開放進程、國際戰(zhàn)略的推進等，是決定其對華看法的重要方面。隨著中美同行交流的日益頻繁和深入，相信這種相互溝通和了解，也有助于減少相互的誤解、誤判和偏見。
歸根結底，美國的中國研究，服務于美國維持和鞏固“領導權”的需要。了解更真實的中國，采取更客觀的立場，提出更中肯的建議，應是研究者們追求的最高境界。當前，全球化深入發(fā)展，中美接觸的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，合作和競爭密切交織。在兩國關系處在戰(zhàn)略十字路口的背景下，如何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，學會換位思考，展現(xiàn)大智慧，提出真正有利于兩國，有利于人類的大方略，是美國的“中國通”和中國的“美國通”們面臨的重要課題。
(作者：張文宗，中國現(xiàn)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