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曹廣，今年42歲，出生于北京，在北京安貞醫(yī)院工作，是中國援幾內亞第二十三批醫(yī)療隊的普外科醫(yī)生。這幾天，一直忙著與中國援幾內亞第二十四批醫(yī)療隊進行交接。順利的話，當地時間8月20日，我們援幾內亞第二十三批醫(yī)療隊的19名成員就要結束任期返程，回到祖國的懷抱。

　　今年3月，中國—幾內亞友好醫(yī)院在近20天的時間內，共接診了12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。在給第一例埃博拉患者治療時，我曾為患者體檢，徒手翻開過患者眼瞼，且隔了很長時間才去洗手。后來，由于先后與兩名感染者有過接觸，醫(yī)院通知我要隔離觀察。

　　在隔離觀察期間，即便是一個平時性情粗放且見慣了生死的外科醫(yī)生，也會不自覺地開始仔細注意身體上所有細微的變化：隔離期間，體溫是頭等大事，試表即便顯示體溫剛到36.9℃，也會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；早上起來洗臉，要在鏡子前看看自己是不是出現了跟患者相仿的眼結膜出血；白天有一點頭暈就會緊張，擔心出現了發(fā)病的先兆；就連身上起了一個小疹子，都要聯想是不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……終于，一直到4月14日，我熬過了21天的隔離觀察。

　　當時，我和同時援非的內鏡專家吳素萍大姐一起接受隔離觀察，兩個人相互支持、相互鼓勵。吳大姐有時熬些粥給我送過來，我有什么好吃的也給她送過去。

　　隔離期間，我想得更多的，還是“小蓋”的故事。小蓋，是我的好戰(zhàn)友、普外科主任蓋斯姆，是由中國培養(yǎng)的黑人醫(yī)學專家。蓋斯姆曾在中國武漢留學近十年，獲得博士學位，會說中文，對我們援非的醫(yī)療隊員很友好，經常為我們提供幫助。他曾與我一起檢查過第一例埃博拉患者，沒想到的是，患者去世后，蓋斯姆很快就出現了發(fā)熱、嘔吐、乏力等典型癥狀，經檢測確診為埃博拉病毒感染，于4月1日離開了這個世界。

　　自從在醫(yī)院工作，蓋斯姆一天假也沒休過。我們雖然沒有血緣關系，但是朝夕相處、并肩戰(zhàn)斗了很長時間。我們每幫他完成一臺難度較大的手術，他都會高興地來向我們道謝，看到他開心的樣子，我也會很開心。記得我倆都在隔離觀察的時候，我給他打過兩次電話。小蓋當時心理上有些負擔，有點兒扛不住，我們互相安慰了許久。蓋斯姆的離去，是我當醫(yī)生以來第一次經歷自己的戰(zhàn)友因公犧牲，心情悲痛萬分。

　　4月5日，悲痛的消息再次傳來，和我一起工作的一名當地醫(yī)生以及普外科的一名當地護士在工作中感染病毒死亡。這對我們普外科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。作為醫(yī)生，對于死亡并不少見，但是真切感受到突發(fā)的疾病無聲無息地襲來，心中還是充滿了無奈。

　　最終，我平安無事，與死神擦肩而過。作為兒子、丈夫、父親，我有我的責任。我曾想過，如果自己不幸無法回到國內，這一家子后幾十年該如何度過？被隔離觀察的事情，我一直沒告訴母親，她是前兩天才知道的。兒行千里母擔憂，她和我講話時的那種心情我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。妻子也是做醫(yī)務工作的，一直很支持我。我的兒子今年才10歲，我在隔離時期怕影響他的學習，也沒有提這件事情，只是在觀察期結束后才告訴了他。

　　馬上回國了，回想在幾內亞的兩年，我收獲了友誼，也有些許遺憾。當初我自愿前往非洲，如今回首，我為自己是援幾內亞醫(yī)療隊這個團體的一員感到自豪。

　　（曹廣 作者為中國援幾內亞醫(yī)療隊普外科專家，本報記者王君平及赴塞拉利昂特派記者張建波整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