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3日，《稅收征收管理法修訂草案（征求意見稿）》（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）結束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。其中，最大的亮點莫過于個人將與企業(yè)一樣，擁有唯一且終身不變的“納稅人識別號”。今后，無論是簽訂合同，還是繳納社保，只要跟稅有關，都要報上此號。
本報記者對話參與該法修訂討論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、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，解讀個人稅號所撬動的征信體系建設、直接稅比重提高等一系列深層次變革。
繳稅那些賬
每次用到稅號時，都會無形中被提醒一遍“我是納稅人”
北京晚報：“納稅人識別號”將會給老百姓的生活帶來哪些影響？
劉劍文：納稅人識別號實行以后，老百姓將會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經常與它打交道，例如，買賣房屋、購車、炒股、簽訂合同或協議、不動產登記等，都會被要求提供這個號碼，納稅人可以更加清晰、直觀地看到自己的各項繳稅記錄。
在當下我們所處的大數據時代，納稅人識別號還會成為重要的信息集納器，這將有利于更好地實現稅收公平。以往，我們對納稅信息掌握并不完整，有的人被統計到的征稅項目多一些，繳稅也相應多一些，有的人可能存在個別項漏登，繳稅也就少一些。有了統一的稅號之后，納稅人的信息將會被全面整合起來，減少征收不公的情況。
同時，納稅人識別號所承載的信息，也會推動整個社會征信體系的建立。在發(fā)達國家，誠信納稅是一項重要指標，如果被查出有納稅不良記錄，這個人將會在出入境、銀行貸款等很多方面“碰壁”。有了這樣的制度約束，社會信用環(huán)境將得到有效改善。
這項制度除了規(guī)范稅收征收和繳納行為，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在于激發(fā)納稅人的權利意識。納稅人在每次用到稅號時，都會無形中被提醒一遍“我是納稅人”，“稅痛”更加清晰可感，也就會更關心“稅用到哪兒去了”，思考自己繳的稅是否換來了相應的公共服務，進而更主動地監(jiān)督政府開支，對預算透明度等提出更高要求，這些反過來會推動社會的發(fā)展，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品質。
我們還應看到，納稅人識別號背后更深層次的財稅制度改革方向，例如，未來提高直接稅在稅制結構中的比重，就要以此為基礎。
北京晚報：提高直接稅在稅制結構中的比重有何意義？對老百姓來說，是否會造成稅負加重？
劉劍文：我國現行的稅制結構中，增值稅、消費稅、營業(yè)稅，包括關稅等間接稅占據主要地位，這些稅以流通中的商品和勞務為對象，很容易出現稅負轉嫁的現象。事實上，任何一種消費，比如在超市買東西，交水電費，都在按比例繳納間接稅，生產者通過商品和服務加價的方式將稅收轉嫁給消費者。作為納稅人，往往感覺不到這些稅的存在，弄不清楚自己繳了多少，也就容易忽視自己的權利。相反，個人所得稅、車船稅和今后將要開征的房產稅等都屬于直接稅，納稅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繳稅情況，這些稅不能轉嫁，也更有助于實現稅收公平。
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部署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是以穩(wěn)定稅負為前提，也就是說，在稅收總量穩(wěn)定的情況下，對稅制結構進行優(yōu)化調整，直接稅比重提高的同時，也將會對間接稅進行適當的下調，所以，從總體來說，并不是要給老百姓增加稅負，而是要讓稅收更好地發(fā)揮調節(jié)作用。
單純提高個稅免征額意義有限，關鍵是要把所有收入打包
北京晚報：個人所得稅作為與老百姓密切相關的一種直接稅，始終是公眾關注的焦點，有人認為，當前3500元的免征額仍然太低，您怎么看？
劉劍文：一味地盯著免征額，其實解決不了公平問題。在不少人看來，個人所得稅幾乎等同于工資所得稅，而事實上，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包括工資薪金所得、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、企事業(yè)單位承包承租經營所得、勞務報酬所得、稿酬所得、利息股息紅利所得、財產租賃所得、財產轉讓所得等11個稅目。如果按照分類所得稅制，將會給那些收入多元的人提供天然的避稅機會，不利于體現公平原則。例如， 一個人只有工資收入，月薪4000元，需要為超出的500元繳納一定稅款。而另一個人，除了工資以外，還有其他勞務報酬、稿酬，或者房屋出租所收的租金，炒股所賺的錢等，如果每項都在免征額以下，哪怕總收入要比前一個人高得多，實際稅負方面卻可能分文不繳。因此，單純提高免征額其意義是有限的，關鍵還是要實行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混合所得稅，把所有收入打包，用統一稅率計征個稅，真正實現低收入者少繳稅，高收入者多繳稅。
北京晚報：還有人提出，當前個人所得稅以個人為納稅單位并不合理，以家庭為單位計稅似乎更加公平。
劉劍文：以家庭為單位來計稅，從形式上來說的確更合理一些，可以充分考慮每個家庭的具體情況，例如家庭總收入是多少、贍養(yǎng)幾位老人、孩子上學花多少錢等，但并不意味著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有利。我們認為，最好能夠借鑒香港的做法，即以個人為單位和以家庭為單位兩種模式同時并存，由納稅人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方式。另外，推行以家庭為單位的方式，前提是建立納稅人信息共享平臺，真正掌握家庭成員的收入等情況，否則，仍然可能出現新的不公。
修法那些事
去掉“管理”二字
征稅機關應為納稅人服務
北京晚報：在征求意見稿中，首次明確“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應當按照規(guī)定的內容、格式、時限等要求向稅務機關提供本單位掌握的賬戶持有人的賬戶、賬號、投資收益以及賬戶的利息總額、期末余額等信息”，“政府有關部門和機構應當向財政、稅務機關提供本單位掌握的市場主體資格、人口身份、專業(yè)資質、收入、財產、支出等與征稅有關的信息”。有人擔心，由此可能帶來個人隱私泄露。
劉劍文：這些規(guī)定的出發(fā)點是好的，要想實現征稅準確、公平，稅務部門的確需要掌握完整的納稅人信息。但在具體制度設計上，還要考慮納稅人的合法權益，例如，最好能制定專門條款，對信息保密對象、承擔保密義務的主體、涉密信息公開的條件、保密準則的執(zhí)行、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關在什么情況下享有特權等都做出相應規(guī)定，明確在信息采集和使用過程中，納稅人信息一旦泄露造成不良后果，責任由誰來承擔，從而更好地保護納稅人的權利。
北京晚報：征求意見稿新增了不少完善納稅人權益保護體系方面的內容，例如，增加了稅收利息中止加收、不予加收的規(guī)定。對主動糾正稅收違法行為或者配合稅務機關查處稅收違法行為的，減免稅收利息。降低對納稅人的處罰標準，減小行政處罰裁量權，將多數涉及罰款的條款由“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”改為“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”，并視情節(jié)從輕、減輕或者免予處罰。您怎么看待這方面的變化？在您看來，還有哪些地方有待完善或補充？
劉劍文：此次修法過程中，的確更加重視對納稅人權益的保護，相比以往而言取得了很大進步，但還有不少細節(jié)值得考慮。
從法律名稱本身來說，應當去掉“管理”二字。“管理”仍然有著濃重的計劃經濟色彩。在我們的稅收法律關系中，總是過多強調納稅人的依法納稅意識，卻忽視了對國家、政府依法用稅、征稅機關依法征稅意識的培養(yǎng)。征稅機關長期以來只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現，征稅機關與納稅人之間還遠遠沒有達到地位上的平等，為“納稅人服務”的意識不強。
另外，應該增加“誠實納稅推定權”，也就是稅務機關向納稅人征稅時，必須首先假定納稅人是誠信納稅人，推定納稅人在處理納稅事宜時是誠實的，并且承認納稅人所說的情況屬實以及所遞交的資料是完整和準確的，沒有充足證據，不能對納稅人是否依法納稅進行無端懷疑，類似于刑法中的“無罪推定”原則。如果沒有“誠實納稅推定權”，納稅人很容易受到公權力的非法干預，其財產權利和正常的生活、生產、運行秩序都難以得到充分的保障。
出于對納稅人權益的保護，還應進一步思考如何降低稅務訴訟的門檻，方便納稅人維權。過去，稅務機關與納稅人或納稅擔保人發(fā)生爭議，必須要先繳稅，再提起行政復議，之后是行政訴訟?，F在草案中雖然有所調整，規(guī)定復議之前可以不繳稅，但訴訟之前還是要先繳稅，如果納稅人無錢繳納稅款或提供擔保的話，就喪失了提起稅務行政訴訟的權利。我們建議，在訴訟之前納稅可以考慮降低繳稅比例，比如只需繳納百分之二十，或者提供相應擔保就可以訴訟，這樣更有利于納稅人維權。
主筆：宗媛媛 插圖：宋溪